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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三份全球学术领域杂志地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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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三份全球学术领域杂志地位介绍

  《Nature》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自从1869年创刊以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影响因子位居世界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之列(2007年影响因子28.751,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10位;国内目前影响因子最高的生物类期刊Cell Research,2006年影响因子4.217,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505名)。

  《Nature》在兼顾学术期刊和科学杂志定位的同时,还具有较高的新闻性和广泛的读者群。其中的论文除了具有突出的科学贡献,还多会涉及交叉学科方面的问题。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研究突破,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论文都首先发表于《Nature》上。从一百多年前达尔文的研究,到1953年划时代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再到1998年RNAi的发现(2006年诺贝尔奖),例子不胜枚举。

  从学科范围上来说,俄罗斯计量学家对发表于nature期刊上1890-1998年的文章进行统计后发现,Nature上生物医学类文章占据39%,物理和天文学占22%,化学和地球科学各占14%,人文学科的文章占5%,数学和机械的文章占据2%,高技术相关文章也占2%。截至2008年4月15日,中国科学家在Nature上共发文262篇(同济大学图书馆)。

  《Science》杂志为国际上著名的自然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2007年影响因子26.372,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14位)。《Science》杂志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出资1万美元创办的,从1894年起《Science》杂志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官方刊物。由于其独特的学术地位,国内许多科研院所为鼓励学术人员在该刊发表文章,都制定了优厚的奖励措施。

  《Science》杂志发表的论文涉及所有科学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和医学中最重要的、最激动人心的研究进展。据统计,发表的论文中60%有关生命科学,40%是属于物理科学领域的。每年《Science》杂志还出版大约15期专辑,展示某一专门领域的最新成果,例如生物技术、寄生虫学、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

  《Cell》杂志是一份同行评审科学期刊,1974年开始至今,主要发表细胞生物学领域中的最新研究发现。《Cell》是一分深受关注并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期刊,刊登过许多重大的生命科学研究进展,与《Nature》和《Science》一样,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2007年影响因子29.887,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7位)。

  中国学者在《Cell》杂志上发表的第1篇论文是28年前(即1980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王敖全、戴秀玉和陆德如在《Cell》21卷上发表的关于大肠杆菌Tn2转座子转座性质的论文。然而,之后的25年里没有国内学者能成功问鼎《Cell》。直到2005年1月14日,《Cell》发表了中国科学家(蒋辉、郭纬、梁新华和饶毅)关于发现对确定神经细胞极性起关键作用的蛋白质的研究论文,这是国内学者在相隔25年后第2次在《Cell》上发表研究论文。之后饶子和院士,张旭研究员,裴钢院士等国内科学家又相继在《Cell》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清华大学医学院有个教授, 41岁,已经在上述杂志发表25篇论文,看起来非常“疯狂”

  安教授确实最精要地介绍了学术界三份最有导向性的杂志,CNS也确如其缩写一样已然成为科学领域的中枢神经系统!但是,CNS偏重于未来且多为基础研究。道家讲求修今世,佛家讲求修来世,我看CNS就跟和尚清修一样是为求来世的,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实用的近事是今世的得道:应用科学如一项科学技术发明,可能性写不出象样的论文,但是其价值不比基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小。从具体学科的角度,可能有的杂志其影响因子并不高,但在那个领域内是最权威的!

  放眼当前铺天盖地的SCI收录文献,有用的有多少值得怀疑。国内有之,国际更不在少数。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真实地而不是伪造出的能揭示某一科学领域的新现象、新成果的所有优秀论文,都是对科学的客观贡献;CNS固然需要,但是本门学科领域内的优秀论文或者说没有写成学术论著但确实在某次会议上交流后对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所有可供记录的文字均是对现有学科的实质性贡献!相反,为了SCI或者说为了CNS不惜搞出欺师灭祖的黄禹锡式的学术论著才是最为有害的!

  现今学术界过份强调SCI、以SCI作为科研评估的时代也许跟分子生物学时代一样,最终也应不必再过份强调。也许分子生物学的东西——基因蛋白组学并不能包打万象,细胞亚细胞研究向系统生物学回归才是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要义——CNS文章的价值其实在一些具体的学科领域,他的重量也许并不高于一篇实用性的科学技术推广会的会摘。科学技术如不能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就跟永动机一样美好,但总会被学术骗子们利用。

  具体到临床医学学科,我认为《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贡献要高过CNS!总之,要想有真科学,国内也好国外也罢,应首要解决的是先敲响唯SCI的丧钟!试想,研究高原医学的,最有发言权的也许就是咱们身处珠峰下的某个兵站的卫生员,但是他永远写不出SCI!这CNS发文也是秉承绿色眼镜的:当年最先研究阿片受体的我国科学家邹刚教授的贡献要远早在国外获取诺贝尔奖的人前17年。

  国内现今把写论文发论文全然妖魔化了:一个没什么水准的家伙也许正因为写了几篇象样的所谓的文章就当红其道!科学的原本是神圣的,一个人如果如浙江大学的某教授一样,那顶多是个作家而不能称其为科学家!因为时间的天平是公平的,质量守恒也是铁律,三天就能生产一篇SCI,不是作家还能并叫其为科学家才叫是天大的怪事!前不久一位麻醉界非常好的朋友想不通,跟我交流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多论文居然最后副主任医师就是被评委枪毙了呢?”我直言不爽地对他说:”你这么些年来都在做动物实验,你哪会有时间上临床并学得给人医病的本事?没有医病的本事,一个最基本的麻醉也许你都做不好,不让你当副主任医师说明你当医生的条件不够,这才正说明咱们麻醉界仍还有希望。。。”发很多CNS文献的作者一公教授在他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所有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即所谓软环境)。因此,这些大学都能够持续、稳定地产生出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和年轻人才,而不是昙花一现。。。”当今社会恰恰作秀似地提倡发文而忽视了培育发优秀文章的土壤环境,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消极一点地看待SCI,还CNS文献价值的本来面目和客观地位。发布于 2009-05-12回复收藏2···勇敢的小白:有些道理,不过更多的是偏激。texasmousedoc:我非常同意这位同志的观点。医生,首先是要能治病,然后再学会看文献,提高治病能力。成天钻研在间断分子的人,是生物科学不可缺少的,但他们不能取代好的医生。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迅速提高医生质量,否则,再多几篇 SCI 都没有用。国外学术机构里的基础研究人员,的确很看重发表文章和基金,但临床医生,可以按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临床学者型( Clinical Scholar Track )和临床医生型( Clinician Track)发展,如果兴趣有改变,可以调换(但有些具体规定)。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什么文章,也可以照样提升。这样的灵活性,可以保证有人愿意上临床,也有人根据自己兴趣,带头搞科研。lxfqm回复@勇敢的小白:感谢提醒!不过一时兴起说了几句偏激的话,结果私下里却被一个朋友也指责了一通,且他还打趣地说了一个更为可笑的话:中国难有高科研原因多方面,包括多了那么些跟我一样只说不做的愤青;其实中国的诺贝尔也有了,不过是瓷砖...:P无言!睡觉的狮子楼主认证医师本人介绍这三个杂志的原因:

  1,我见清华大学医学院年轻新领导人如此杰出,集中体现在在这三个杂志上发表论文上,而我们医生一般只知道这些杂志名气,但不一定了解详情,因此做为知识点介绍给大家.无意让每个人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也不是说大家必须去读这些杂志,更无意为这些杂志吹嘘.

  2,真正的大大夫可能是医教研全面发展的, 把研究教学和临床对立起来是缺乏科学性的.住院大夫主要放在大学或教学医院培养就是这个道理.

  3,无论如何,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都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梦.美国一个牧师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在美国没有执照,不能说是医生,他说,做为一个医生,虽然你不能在美国行医,但医生起码是个科学家.我们国家奖项林立,但国际科学界真正公认的还是你的论文和刊登论文的杂志.我亲自参加过清华大学医学院饶子和教授(现任南开校长)为在CELL 发表文章开的PARTY,他当时已经是院士,但他以为这是对祖国和学校最好的报答.因为这是在本土科学发展的证据. 有趋势表明,将来当院士最重要的指标是在世界定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总之,我本意是介绍一个常识.大家茶余饭后看看即可,不必误会.发布于 2009-05-13回复收藏1···勇敢的小白:同意,尤其是第二点!hxymz推荐:

  最近,在回答《科学新闻》记者就***采访的时候,我提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证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应该向全国推广。

  实际上,我认为,目前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在相应的学科,推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

  运行仅3年、正式挂牌仅1年、骨干研究人员平均年龄30来岁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渐入佳境,成果频出,发表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均居国内首位(见本报4月11、12、13、14日有关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报道)。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年轻的一支队伍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这是令人深思的。

  我到生命所去过三次,每次去都会接触不同的人,从研究所负责人、行政人员到实验室主任、博士后、研究生等等,每次都很受震动。这种震动不仅来自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来自于每个人身上洋溢的活力,那种聚焦于科学研究的简单而快乐的活力。事实上,生命所通过自己扎实的体制机制创新,在获取创新成果、培育创新人才、建设创新文化方面取得越来越突出的成绩,正在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块越来越重要的“试验田”,具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以公开、竞争的机制,坚持唯能力的标准,选拔真正站在国际学科前沿的领军人才。一个研究团队的水平,是由其领军人的水平决定的。生命所的领军人王晓东,是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作为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是站在前沿的标杆性人物。这样的领军人才极具感召力,也极具判断力,后来许多实验室主任就是在他的鼓动、带动下回国的。从成立之初,生命所在选拔人才上就坚持公开、竞争的机制,聘请全球顶尖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打破一切框框,先后四次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王晓东说:“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一流的选拔机制,非教条的选拔标准,使得生命所陆续吸引了20位优秀留学人员全时回国工作,组成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科研团队。

  让科研人员享有最大的方便,让行政权力远离学术活动,建立以科研活动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生命所的科研人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后勤服务效率很高,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出现,不需要的时候又仿佛不存在。作为行政副所长的智刚,准确地把握了自己的定位,“我们的宗旨就是行政不干预科研。要让科研人员享受最好的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在生命所里,一切行政活动以科研活动为中心,以让科研人员满意为评估考核标准,而行政人员的业绩由科研人员最后反馈的意见为依据。《道德经》里在谈到管理的境界时分了四个层次:“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而生命所的管理已接近了“太上”的层次,让所有的科研人员享受行政服务之便,而无管理制约之碍。

  重视成果在本领域的影响力,淡化论文发表杂志等级与数量,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来评价研究成果。生命所对自己研究人员没有量化的发表论文指标,更没有刻意强调杂志权重大小,研究所提出了一条“很虚”的评价标准:国际一流水平。对此,我听到了这样的阐释:发表论文的数量、杂志的权威度甚至引用次数,由于选题角度、实验安排等原因,都不能非常准确地代表成果的水平,我们要看的是一项研究成果对本领域的实际贡献程度。这个看似很虚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把科研人员的自我要求和成就感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一个超越了具体量化指标和外在约束的境界。也正因为如此,研究所里那些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并不看重任何物质奖励,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其他单位对论文发表的高额奖励时,一句简单回答“发论文是应该的”,让听者感慨不已。

  打破对科研权威的神秘感,树立对科研活动的尊敬感,最大限度地引导、释放学生的研究能力。在生命所里,不论是所领导、实验室主任甚至是来访的世界顶级科学家,都与学生保持开放、平等的交流氛围,他们与这些年轻的研究人员一起讨论,一起实验,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他们以自己的自然亲切打破了青年学子对学术权威的神秘感。与此同时,他们又以自己严谨扎实、全心投入的言传身教,让学生树立起了对科研活动的尊敬感,意识到科研活动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感受到科研事业的神圣感。一名来自南开大学的学生在生命所参加了六周的暑期训练,结束时说,“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科研氛围,在这里我学到了在学校根本就无法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我真正明确了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今后拼搏的动力,生命所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是我科研之梦开始的地方。”

  赞赏别人做的成果,激发自己做的更好,营造和谐竞争的内部文化。在生命所里,研究人员之间、实验室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没有那种封闭的对立的恶性竞争,而是彼此支持、共同进步的和谐竞争。初来这里的人都会发现:研究所里的实验室间关系特别的好,当需要去向别的实验室借试剂、借材料、借仪器时,对方总是十分的热情和大方。在这里的学生们都感慨:“生命所能汇聚那么多的牛人,是很难得的。更难得的,却是这么多‘牛人’在一起,却相处得那么和谐和融洽。彼此合作,相互照顾,喜爱一起交流经验和‘idea’。那种各自为派、相互鄙薄和贬低的情形是与这儿绝缘的。”

  培养科研的兴趣,享受科研的快乐,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持续的科研动力、真正的科学大师,一定是以探求真理为乐趣的。在生命所里,这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普遍保持着淡泊的心境,不少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爱享受,或者说不屑于享受的“寡欲”之人。他们不看重外表,不愿意应酬,还有的为了避免外界干扰不用手机。在他们看来,对徜徉于未知世界孜孜以求的乐趣超过了所有的休闲娱乐。这种气氛感染了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每次在这里,我都会想到当年孔子对颜渊的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许多年轻人喜欢生命所,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让人做到除了科研,什么事都不想。来自北师大的一名同学在暑期训练结束时说,“自己的心里俨然没有了要‘出去’的兴奋,有的只是一种无法同他们一起为科学而献身的失落。”

  2005年12月,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在参加生命所揭牌仪式时提出希望,要求研究所努力探索既符合国际标准又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造一流业绩。2007年4月,当生命所初见成效时,徐冠华部长再次来到所里,在高度肯定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科技部将继续把生命所作为探索新型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我们衷心期待,生命所在未来的征程中,以持续的体制机制创新,孕育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培育一流的科研人才和科研精神,成为中国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领跑者”。

  运行仅仅3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去年在《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居全国同类研究机构首位,论文平均影响因子也位居第一,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又一条新路。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参观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副部长李学勇一起陪同考察。

  据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介绍,目前研究所已建成18个实验室,吸引了20位全时留学人员回国,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7篇。其中《科学》2篇,《自然》1篇,《美国科学院院报》2篇。周光召听取汇报后表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遵循客观科学规律,不急功近利,远离浮躁,给科研人员创造了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强调指出,科学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要摒弃陋习,要鼓励学术争鸣,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生命科学是我国最有希望跻身世界前列的领域,研究所要发挥顶尖人才的汇集效应,进一步借鉴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管理模式,加强与国内外优势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出原创性成果,为我国生命科学水平的跨越提升做出贡献。

  徐冠华高度肯定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国需要的不仅是几项创新成果,而且还要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带动大批创新成果的产生。他表示,科技部将继续把研究所作为探索新型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同时在科研经费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长期负责研究所建设工作的李学勇也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他说,研究所要凝聚一批优秀人才,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谈及研究所为何在短时间内取得不菲成绩的原因时,王晓东说,为了给科学家创造充分宽松的学术空间,研究所在基础设施、科研设备、科研人才具备“国际一流”标准的同时,科研管理也与国际接轨。据悉,研究所实验室主任一律实行5年合同制,合同期内没有任何行政长官意志和考核评比的干扰,最后接受由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科学指导委员会的评估。

  据悉,北京市、科技部等部门积极创造条件,为研究所建立了长期的经费保障机制。科技部中国生物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介绍说,3年共投入经费4.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仪器设备3亿元,每年的研发和运行经费达5000万元左右。目前,国内约有10家同类研究机构年研究经费近1亿元。“这些投入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在体制上创新,我国完全能够在生命科学的一些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王宏广说。

  本报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陈磊 张显峰)编者按 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和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行考察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新型研究所,运行仅仅3年便跻身国内同类院所前列,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本报记者采写的系列报道,介绍该所的有益尝试和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但却暗涌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叶克穷,一年前他还在美国,正为是否回国踌躇不定,没料选择来这里不到一年光景,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最近,他多位同伴的科研论文又陆续见诸《科学》杂志。

  一个地处偏僻,刚满3周岁的科研单位,却陆续涌现出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突破带来的创新效率。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四五年的‘开垦’,在这块试验田上打造出国际一流研究所的雏形。”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记者。

  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该所采取改革试点的方式,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

  生命所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全新的面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

  体制突破必须有政策上的保障。在管理运行方式上,该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研究所的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争取从企业筹措两亿元人民币。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用“鲶鱼效应”来比喻这种尝试,虽然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出发点是激发创新活力。

  “我们想引入类似‘鲶鱼效应’的竞争,通过顶尖人才推动,激发国内同行创新的潜能,改革中国科研体制,并拉动生命科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据他透露,这种高效、全新的管理体制已经初见雏形。

  “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谈到招聘要求,所长王晓东打趣地说,“这里不论‘三围’,能当‘模特’的我们不一定要。”

  按照国际惯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先后四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优秀人才。每位入选者都经过严格遴选,而且必须是真正站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

  16个实验室主任中,有三分之一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实力,还有一部分是看重培养潜力。王晓东告诉记者,该所最大的体制创新在于评价体系的改革,“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所长邓兴旺更为干脆:“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生科所采用国际同行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达不到这一条者将被解聘。“你有多好,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有多好。”同时,所长结合其研究工作的前景、对研究所的综合贡献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来决定其是否进入下一期聘任。

  “虽然没有量化的指标,却有无形的压力”。实验室主任反而感到一种更大的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因为研究所为科研人员尽量“松绑”,并最大程度地“减负”,5年下来做不好的唯一解释就是自己不行。

  坐在眼前的叶克穷,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小伙儿,远离了媒体的追捧和外界的炒作,刚发了论文却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淡泊。

  不善言辞的他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有些诧异:“发论文是应该的,我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可以全心全意做科研,学术完全自由。”

  食堂、实验室、家,三点一线的生活让这位实验室主任乐在其中,心无旁骛。据说,来生命所近一年,他竟然不知道工作的大楼旁有座人工湖。

  据行政副所长智刚介绍,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经费,并在仪器采购、日常生活方面提供尽量多的帮助,尽量使引进人才少为事务性工作操心。

  当然,科研人员的最大解放是,不用再为要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而“走火入魔”。

  张宏博士走进该所缘于一次在波士顿的聚会。当时,他听朋友谈到北京筹建生命研究所,王晓东也正在美国“招兵买马”。2003年11月,他在美国机场与王晓东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参加了面试。当时他要回国没有一人支持,连他的博士导师也不解。张宏的夫人在美国人类基因组工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张宏最终用两个小时说服了夫人,在美国辞职后连同孩子举家回国。

  回来的理由很简单:“在美国能看到自己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当教授;而在中国却充满着未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干番事业,充满新鲜和挑战。

  “搞生命科学是件很难的事,它都是从不起眼的东西做起,我们研究对象也许就是一条一毫米的线虫,有人奇怪研究这有何意义,但任何基础性原创研究都是从很简单的东西入手。”

  庆幸的是,张宏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心做学问。

  虽然依托于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等8个国家机构的支持,生命所却不受行政干扰,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长向理事会负责。

  所长王晓东是几十万中国留美学者中唯一的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了11篇论文。当时他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最高分担任所长。

  除了参与建所初期招聘第一道筛选工作,他和另一位所长邓兴旺主要工作是帮助所里在北美招聘人才,广泛宣传,同时每年去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做宣传、讲学,其次,就是参与5年之后的评估工作。

  当然,他也会去实验室看看,主要是与主任谈谈最新科研进展,如果他们需要指导,可以提供。“但我没有什么权力,更不会去干涉他们,每个实验室主任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事。”

  王晓东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里探索出一条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希望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外提到这个实验室,没有人不知道。”

  最近,国外有个学者考察后想来生科所,但仍免不了担忧:“王所长,你走了,怎么办?”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张显峰 陈磊)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智刚的角色多少有些像保姆。

  身为行政副所长的他,大到实验室建设、设备采购,小到科研人员的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料理———他会尽可能按照需求做到最好,却无权过问科研人员的任何学术活动。在这里,科研活动的地位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这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行政主导的管理体系迥然不同。“我们的宗旨就是行政不干预科研。要让科研人员享受最好的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智刚说。

  张宏归国前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如今拥有独立的实验室,所里的这种管理,让他觉得“和在哈佛时一样”。

  “行政领导把各个行政部门协调管理起来,使工作更有效率”,张宏说,“我回来,没有感觉到行政上给我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甚至令他感慨的是,他要做一件事,相关的材料马上会有人帮他准备好。

  这和他接触的国内很多研究机构不同。“很多时候你得听从行政机构的安排,得看他们的时间办事。如果你和他关系不好,一件事情往往会在他们手上拖很久,整个工作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张宏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了摆脱这种弊端,从组织架构设置之初就有意建立一套合理的科学体系,以在制度上保障这种高效、和谐的行政支持系统逐渐形成。

  研究这个所的组织架构图,你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理事会下面有两位所长、一位学术副所长、一位行政副所长,行政副所长直接管理各个行政部门,中间没有任何环节。与学术部门不同,行政部门每个礼拜都要开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

  对这个行政支持系统,所长王晓东很是得意:“行政部门所有人员都是合同制,每年续聘,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尽量减少负担,方便科研。”

  甚至连吃住、小孩上学这样的事情行政部门都会为新来的科学家办好。“让科研人员满意,是他们的业绩,因为对他们的评估考核,是由科学家最后反馈的意见为依据的”,王晓东告诉记者。

  叶克穷是一位不善言辞、很少与人接触的实验室主任,对这一点他却有着很深的体会:在这里似乎没有人管,可是效率却非常高。“即便是所长回来,交流的也是管理上的事情,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很少过问,实验室主任是完全自由的”。

  甚至连招人这等大事,所长也只是对招聘实验室主任把关,其他研究人员则一概不过问。“我们只负责给他们作宣传,帮他们吸引人来,但是招多少人、开多少工资,全都由实验室主任说了算”,王晓东说。

  在这种体系下,行政人员和科研人员虽然各自干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出成果。

  “只要有人出了成绩,我们就非常高兴”,曾经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智刚,对自己的角色调整没有丝毫的遗憾。在他看来,这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本报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陈磊 张显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走廊、食堂、电梯里,你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所长、主任和学生们谈笑风生,平等交流,他们甚至可以为某个科研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论资排辈,不讲长幼有序,即便是来讲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也乐意享受同等待遇———与大家在食堂共进午餐,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与大师讨论交流的机会。

  难怪许多外籍专家参观之后,发出由衷感慨:“我感觉到你们的学生把在这里工作,看成是莫大的荣誉。”

  “在我们所里,有个初中辍学的洗涮工,每月600元工资,后来帮助实验室做一些技术工作,薪水加了200元。由于长期耳濡目染,勤学肯干,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可以胜任一个高级实验员,工资又加了200元。”所长王晓东向记者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说明,中国很多科研单位不缺人,关键在于缺乏发掘人才潜力的成长空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嫁接”了中外各自的特点,王晓东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法:西方的效率和宽容精神+中国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性关怀。

  中国的学生质量好,肯吃苦,这是吸引很多海归来所建立实验室的重要原因。因此,该所在研究生培养和教育中,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培养科研人才,并在教学方法上做了许多大胆尝试,走出了一条学研共建的新路子。

  “研究生最怕被人耽误,成为导师的长工”,谈到研究生教育,王晓东更强调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知识只是肉,不是骨架,我们要教学生的是了解知识从哪里来,并如何鉴别这些知识。”他们尤其欣赏并鼓励有独立思想,能提出质疑甚至挑战权威的学生。

  “也许就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中,可以练就一身‘绝世的武功’。”

  北京师范大学的宋冰初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还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依依不舍,但在此经过一番“修炼”之后居然入迷了,“会为每天能够去实验室而兴奋不已,充满斗志”,而六周实习结束时,她为即将离去而“感到失落”。

  为了培养和训练大学本科在校生和高中学生对生命科学研究和现代实验技能的兴趣,生科所每年暑期都会从全国部分高校和中学的数百名报名学生中,筛选数十名学生走进实验室,由专人负责指导,直接参与课题研究的具体工作。从拟兰芥的抗逆生理、水稻的杂交优势,到小鼠的嗅觉、果蝇的行为、线虫的发育……这些怀揣梦想的青少年不仅能够接触到基础科学的最前沿,与科研人员一样参加各种学术和文体活动,还能与科学家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六周下来,复旦大学医学院贲海静的最大感受,就是“突然发现高深的专业文献变得平易近人,枯燥的专业英语就在日常生活里,论文选题就在自己的实验中”;中国农业大学李姗最大的收获,则是“有幸近距离接触了‘传说中’国外植物分子生物学界的巨擘,有疑惑就问,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问题‘傻’”;而对于武汉大学陈小帆来说,习惯了每周四个下午的工作进展报告、习惯了中午一点去学术报告厅听系列研讨,还有周五的“英语日”以及所里大型年会和不定期系列讲座……

  注:我国麻醉学者需要培育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环境。而不是仅仅发几篇“高影响”的论文。需注重科研培训的体制创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或许会成为国内生命科学的“先行者”。。。。。[/b]发布于 2009-05-11回复收藏1···mikeliu全科认证医师在中国,医生一大堆,但是能发SCI的医生却很少,能在《自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就更少了。

  中国现在这么多的研究生,相信以后中国也会有自己的《自然》杂志。发布于 2009-05-13回复收藏点赞···fanminNEMJ的影响因子很高的,临床型,对临床指导很大,有人说了,基础的东西即使没有作假,很多年后可能被证实是错误的(研究条件等限制),临床的东西只要认真做,不管多少年都还是正确的。再说了,说这些杂志有好大用呢,还不如踏踏实实做点事情,专业内的杂志影响因子不高,但却是本专业的人认识你的重要途径。不要好高骛远。发布于 2009-05-13回复收藏点赞···killer130628怎么看不懂啊?发布于 2009-05-12回复收藏点赞···睡觉的狮子楼主认证医师发表25篇文章于上述杂事的“疯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施教授,请看他的介绍,需要的话还有更多的。

  施一公,41岁,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但是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研究员的邀请。 (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施一公教授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5篇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

  施一公教授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学会(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为19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施一公教授从2005至2008年担任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主席,该协会代表美国各大学近3000名华裔教授。下肢静脉曲张临床(10-20).doc(116 KB)发布于 2009-05-11回复收藏点赞···hxymz:qianxymm:安建雄陪湘雅医院郭曲练教授参观施一公教授实验室[图片]睡觉的狮子回复@hxymz:我详细看过您的检索.很佩服你,如果有空,欢迎你来我科交流.谢谢hxymzanjianxiong wrote:

  《Nature》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自从1869年创刊以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影响因子位居世界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之列(2007年影响因子28.751,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10位;国内目前影响因子最高的生物类期刊Cell Research,2006年影响因子4.217,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505名)。

  《Nature》在兼顾学术期刊和科学杂志定位的同时,还具有较高的新闻性和广泛的读者群。其中的论文除了具有突出的科学贡献,还多会涉及交叉学科方面的问题。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研究突破,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论文都首先发表于《Nature》上。从一百多年前达尔文的研究,到1953年划时代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再到1998年RNAi的发现(2006年诺贝尔奖),例子不胜枚举。

  从学科范围上来说,俄罗斯计量学家对发表于nature期刊上1890-1998年的文章进行统计后发现,Nature上生物医学类文章占据39%,物理和天文学占22%,化学和地球科学各占14%,人文学科的文章占5%,数学和机械的文章占据2%,高技术相关文章也占2%。截至2008年4月15日,中国科学家在Nature上共发文262篇(同济大学图书馆)。

  《Science》杂志为国际上著名的自然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2007年影响因子26.372,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14位)。《Science》杂志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出资1万美元创办的,从1894年起《Science》杂志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官方刊物。由于其独特的学术地位,国内许多科研院所为鼓励学术人员在该刊发表文章,都制定了优厚的奖励措施。

  《Science》杂志发表的论文涉及所有科学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和医学中最重要的、最激动人心的研究进展。据统计,发表的论文中60%有关生命科学,40%是属于物理科学领域的。每年《Science》杂志还出版大约15期专辑,展示某一专门领域的最新成果,例如生物技术、寄生虫学、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

  《Cell》杂志是一份同行评审科学期刊,1974年开始至今,主要发表细胞生物学领域中的最新研究发现。《Cell》是一分深受关注并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期刊,刊登过许多重大的生命科学研究进展,与《Nature》和《Science》一样,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2007年影响因子29.887,SCI-JCR全球6417份期刊中排名第7位)。

  中国学者在《Cell》杂志上发表的第1篇论文是28年前(即1980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王敖全、戴秀玉和陆德如在《Cell》21卷上发表的关于大肠杆菌Tn2转座子转座性质的论文。然而,之后的25年里没有国内学者能成功问鼎《Cell》。直到2005年1月14日,《Cell》发表了中国科学家(蒋辉、郭纬、梁新华和饶毅)关于发现对确定神经细胞极性起关键作用的蛋白质的研究论文,这是国内学者在相隔25年后第2次在《Cell》上发表研究论文。之后饶子和院士,张旭研究员,裴钢院士等国内科学家又相继在《Cell》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清华大学医学院有个教授, 41岁,已经在上述杂志发表25篇论文,看起来非常疯狂

  安教授开始关注,目前武汉的张诗海前几年有篇“基因多肽方面”的文章刊登在LANCET,除此之外目前尚没有这类顶级综合类杂志刊登国内麻醉学者文章,我国麻醉科研水平(尤其是多中心协作研究)距离发达国家尚远--------发布于 2009-05-11回复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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