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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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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2020年第1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造辩证关系的原理是认知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与西方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经验有所不同,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有助于推进人权发展。过于强调社会权保障或追求经济发展都是片面的,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深层互动关系是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坚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权发展的正确选择,既要以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高效率为社会权保障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也要以社会权保障作为最终目的和策略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前进动力,而且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应当做到同步适应。

  摘要:2017年的《民法总则》成为2020年的《民法典》的第一编时,立法者做出了两处实质性的改动。其一是增加紧急替代监护,这是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措施;其二是否认了法人人格权的开放性。“其一”忽略了对宠物的准监护的替代安排,这次《民法典》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稍早于《民法典》颁布的新《波多黎各民法典》则赋予了有感动物以准主体的地位,使自己具有了21世纪的民法典的色彩。“其二”排除了法人有形象权。意大利的判例和学说承认私法人和公法人皆有形象权。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我国一些公法人的形象遭到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损害,对于不应有的损害,有关主体应援引形象权应对。另外,公共卫生危机揭示了我国资源的有限性和《民法典》采用的自然人概念和自然人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原则的冲突,尽管学者呼唤回归公民概念和有限平等立场,可惜《民法典》对此无回应。

  摘要: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的“正在进行”并非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应重视其规范意义,对其理解和遵循二维结构:从横向时间维度来看,不法侵害状态正在进行中,即侵害的状态性;从纵向程度要件来看,不法侵害重大紧急、防卫人没有缓冲的余地,即侵害的紧迫性,未来建构紧迫性要件的裁判规则时,应坚持以行为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一般人判断,并注重行为人的合理相信,依据不同的法益进行情境化判断。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保障是在人类对自然无序利用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运用法治方式方法,促使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适度有序利用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保障的有效途径。

  摘要:习外交思想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习外交思想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光辉与中国哲学智慧。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观察和把握当今时代历史方位与特征的大历史观,这是构成习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和科学依据。第二,全世界共同价值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的崇高理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三,关于要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的重要论述,为做好外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深刻理解习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准确把握习外交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中国道路关注的重要命题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道路的选择上,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要求。在道路的特质、布局和实现路径上,分别彰显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系统论以及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在道路的价值意蕴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发展,符合唯物史观要求。新时代走好中国道路,既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同时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实现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摘要: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遮蔽,辩证法几乎完全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了,但辩证法本身恰恰要求超出并克服这种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体论上意味着:事物自身的运活动。这个自我活动者乃是作为实体--主体的绝对者。而当绝对观念论的思辨辩证法陷于瓦解之际,马克思经由一个本体论革命而拯救了辩证法,使之重新建基于“实在主体”之上。而这个自我活动的实在主体乃是“既定社会”。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的生存于探究既定社会的“历史科学”中。这种辩证法也把如下的思想任务托付给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地开展出对既定社会的研究,深入地探索既定社会之自我活动的实体性内容,从而把握其实存中的本质和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

  摘要:以人为“枢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具有辩证性。一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对立性即差异性,不可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他们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即社会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实践,它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社会实践的关系,他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根据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可知,社会关系的恶化或不协调,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实践的不当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在形式上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即人天关系的不协调,在内容上揭示的则是人在社会实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该疫病的发生及流行可以说是对人类要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自然规律的强烈警示,要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等疫灾,在形式上必须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内容上则要对人的实践活动进行约束和改造。根据人天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要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人关系即人际关系的优化协调,则必须通过在全球性抗疫实践中的团结合作来体现或达到。

  摘要:由布坎南和图洛克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存在两个饱受争议的核心要素:“交易的政治理论”和“一致同意规则”,本文结合布坎南后期的“元规则偏好”理论,将《同意的计算》一书中提出的元规则模型拓展为二阶元规则模型,证明在允许多次选择的情形下,公共选择的基本逻辑符合当年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判断。首先,一致同意规则并非公共选择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而是参与集体决策过程的个人进行理性计算的必然结果;其次,作为理性计算的结果,一致同意规则也就具备了伦理内涵,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尊重他人的选择;最后,“交易的政治理论”能够适用于当代社会科学分析。

  摘要:作为“媒介论”转向的理论产物,文学活动中的听觉问题愈益凸显。技术治下的听觉符号脱卸了传统文学审美场域中的观念性形态,以脱离音源在场的文本化存在成就了文学阐释场域的表征实践。无论是以广播剧为代表的听觉阐释模式抑或以影视、网络改变为代表的复合符号阐释模式,听觉符号凭依言、音、乐等多元形态的叙事体例打破了文学阐释学一度以来的语言主宰,以一种互文性的表征模式建构了当代文学阐释学复合符号的文本形态与集成式的叙事体例,从而在为“听觉现代性”提供文学佐证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样提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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